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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如何增强文化产业发展

 论文栏目:文化产业论文     更新时间:2017/11/12 15:17:09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与文化不平衡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也越来越需要文化自信为进一步的发展强大提供精神归宿和文化软实力保障。在增强文化自信方面,文化产业具有广泛性、潜移默化性和高效性三方面优势,但是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存在价值取向模糊的问题,进而造成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应当将增强文化自信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从体制机制的建立,法律法规的颁布到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的制定都围绕着增强文化自信的目标实现,同时参考有借鉴意义的外国经验,为增强文化自信同时促进产业发展建立双赢机制。

关键:文化产业;文化自信;价值取向

一、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8.7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685505.8亿元,年均增速为9.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5元上升到2015年的49992元①。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达到了33.2%,居于世界首位。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建设、高速铁路、分享经济、移动支付等已经成为代表中国发展成就的亮丽名片,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药、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方面也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在硬实力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运转、社会治理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然指日可待。然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却没有与硬实力增长保持同步,国人的文化迷茫,价值观混乱扭曲,道德失范,文化媚外主义与文化自卑心理普遍存在,迷茫与混乱在物质条件丰裕的情况下更加凸显。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各国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处理他者与我者的关系成为调整民族心态的重要内容。更进一步说,文化成为各国之间竞争的核心要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复兴,而价值观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核心。“价值观的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推进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有所依循、知所趋止、顽强进取的定力与韧性所在,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各种文明创造和文化滋养择善而纳、从容吞吐的气度与尺度所在”。[1]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割裂了数千年传统文化为国人提供的文化归依和价值观归属,价值真空下,西方价值观伴随着枪炮、器物、资本、技术涌入中国,在从物质层面改造中国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对西方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社会治理以及发展水平盲目崇拜,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嗤之以鼻,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戴着有色眼镜批判。此外,更加重要的是物质丰富之后国民心态在文化上的迷失,当下社会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以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娱乐至上等已经限制了中华民族真正强起来。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大转强的关键阶段,物质的发展与超越已经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撑,国民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与定位,因而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自信具备独特优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贸易和全球化》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国际通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即文化产业是指那些包含创作、生产、销售“内容”的产业。[2]从本质上讲,它们与文化有关而且是不可触摸的,一般通过著作权来保护,并且以商品或服务的形态出现。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中将文化产业的定义进一步完善为“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相较于2004年分类的定义,此定义外延扩大,包括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以及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通过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自信具有独特优势,具体体现在广泛性、潜移默化性和高效性三方面。文化商品的载体是大众文化,也就是普通人所喜闻乐见而非少数文化精英才能孤芳自赏的,这就决定了文化商品所承载的价值观可以触及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增强文化自信并不是少数精英的事,少数人的自信并不能上升到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必须是在中华文化圈影响下的每一个人的自信。在广泛性上,商品化的优势无可比拟,单纯的说教也许可以进入课堂、单位,但并不可能触及社会中每一个阶层。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即便是底层民众也有文化消费需求或者至少是消费需求,这就为文化产业将增强文化自信的文化内容触及到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前提。从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来看,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初级阶段,是不定型的感性价值判断,但也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必经基础阶段。社会心理本身就具有广泛性和自发性,通过商品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影响社会心理的走向也是文化产业的一大优势。潜移默化性是指文化产业不同于说教和灌输,往往是在不自觉中完成价值观影响。消费者之所以愿意为文化产品支付货币,在于该文化产品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正效用,消费者或者追求娱乐性而愿意承受其中的价值观教化,或者在娱乐和精神享受时受价值观影响而无觉,或者直接追求其中的价值观或者文化内容。在非自利动机下灌输教育的价值观很容易成为抗原而遭到接受者精神上的抗体免疫,无论受众还是价值观本身在过度免疫过程中都将背离消解本来性状。但是消费者在自利动机下消费文化产品而接受价值观就不存在排异反应,接受也不只是理性上的认可,而是在感性浸润下所激发出的情感反应和理性思索的综合,从而深入进行价值观改造,完成认知、认同、践行一系列完整过程。高效性由广泛性和潜移默化性所决定。以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自信实质上就是将价值观以合适的载体(文化内容)所承载包装,通过市场的方式传递给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在人们不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价值观干涉,其中的关键在于市场化传播手段和价值观载体。价值观载体以多种方式出现,或者是“讲故事”的形式,或者以体验性、娱乐性、趣味性为特征,如此就遵循了普通人的认知水平以及认知过程。经验、感性、情感体验是人对事物认知的初始阶段,在媒介形态的变更下,一般而言,人们也更偏好由图像、视频、声音等所传递的信息。文化产业通过多维立体的方式拉近了大众与价值观的距离,提高了价值观影响的效率。

三、文化产业发展要以文化自信为根本价值取向

纵观世界上主要的文化产业强国,虽然在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区别,进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但都具有明确的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美国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体制机制上也没有专门设立管理文化事务的机构,但是美国的文化产品中无不包含着价值观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与美国的国家使命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向来以向全世界普及美国价值为己任,因而文化产业也是美国实现国家使命的工具。日本与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也提出了明确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这也使得其文化产业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2020年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是文化产业在我国被赋予了太多使命,包括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等,[2]这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存在价值取向模糊的原因之一。文化产业在节能减排、增加就业、扩大内需方面的属性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内在规定,只要文化产业繁荣,这些利好自然而然就会凸显,而这些属性却不能显示文化产业最根本的价值属性。相反,这些发展目标存在将文化产业导向“唯收视率”“唯票房论”等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取向的可能性,从而在社会影响和价值观导向方面进一步加重混乱。从国内外的文化产业实践,以及国内从官方到学术界的一致观点都表明文化产业不能仅仅当作产业经济的一般门类来看待,其具有广泛深远的外部性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价值,因而文化产业从定位上就应当把价值属性放在首位。西方文化产业市场化程度不同,政府参与深度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实践的。增强文化自信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核心价值,当代文化发展繁荣入手,而文化产业恰恰在这些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政府应当将增强文化自信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明确目标,以增强文化自信作为文化产业的价值属性所在,目标之下,文化产业体制机制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围绕着实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这样的顶层设计为文化自信和文化产业都指明了方向,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发展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价值摇摆将得到根本性解决。以文化产业推动文化自信必须发挥市场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仅仅充当“守夜人”,相反,由于我国文化市场还不健全,文化产业价值还存在摇摆,因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需要更加强调政府角色。在确定了以文化自信为文化产业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政府应当首先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规定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自信的初始参数。如韩国在确立了“文化立国”战略后,于1994年,文化观光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局,主管文化产业,并建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1998年文化立国战略提出之后,韩国政府便成立了游戏产业振兴中心、影音公司;2000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专门制订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方向、发展计划及文化产业振兴基金运作方案,检查政策执行情况,开展相关调查研究;[3]法律方面最早制定了文化产业促进法,包括《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网络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法》《关于游戏产业振兴的法律》《关于音乐产业振兴的法律》《关于电影和录像产业振兴的法律》等。[4]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大国方略,并通过经济产业省、总务部(原邮政省)、文化科学省和内阁官房(负责各省厅间的协调机构)等机构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法律方面通过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知识产权基本法》等相关法律规范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以《知识产权推进计划》不断调整文化产业政策,内容产业专门调查会等组织为文化产业政策提供专业的决策咨询。我国也应当建立专门的文化产业部门,改变目前多头管理的泛管理模式,在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目标下具体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并专职负责文化产业管理。另外,还需要建立官方的文化产业咨询机构,为文化自信的目标实现提供路径、模式等专业咨询。我国目前还缺乏健全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因而也应当出台专门的文化产业法律,一方面从法律层面廓清文化产业发展价值取向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健全文化市场,以版权保护为重点,保障产品生产者的正当利益,为优质内容生产和创新提供可预期收益。从财税政策上讲,韩国的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在实现“文化立国”的目标上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韩国政府通过政府直接投资、设立专项基金、税收优惠、信贷优惠等方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以实现国家战略。具体而言,政府建立了文化产业财政资金扶持机制,通过每年度的国家公共财政预算,政府公共基金投资于文化产业部门或者由官方机构(财政资金)和民间机构(非营利性资金)共同出资,经由韩国文化振兴院进行研判与评定后,给予资金不等的支援[5]。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支持,但目前存在资金来源单一,管理使用相对低效的问题,而确定了增强文化自信的目标,不仅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且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和增强文化自信都是帕累托改进。

参考文献

[1]沈壮海: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之核[J].求是,2014(18).

[2]来有为、杨晓东、黄斌:文化产业发展新常态[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3]陈艳平、盛辉:从韩国文化立国战略看国家软实力的提升[J].人民论坛,2014(4).

[4]陈曦:“星星”之火,何以燎原———对韩国文化产业产生中国效应的再思考[J].当代韩国,2014(2).

[5]杨京钟:文化产业财税政策:韩国的经验与启示.J].学习与实践,2013(8).

作者:童行健 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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